年前第一次接到指令讲起，按照时间往下交代。

“二零一三年八月，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到我，让我帮忙安排一个能够接触到傅振国先生日常用药方案的人选。我当时手里有孙明哲的一些把柄，所以找到了他。”

“他一开始是拒绝的，后来对方加了钱，加到了三千万。”

“那个中间人我只见过一次面，但打过很多次电话，他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录像播放到这里，吴律师站起来提出异议。

审判长抬手制止，让控方继续播放。

证词结束后，控方出示了银行流水。

投影墙上出现一张资金流向图。十年间的每笔钱从哪个账户转出，经过哪些中间账户，最后到了谁手里，都列得很清楚，金额也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。

检察官一笔一笔说明来源和去向。

傅砚辞看着投影墙，手里的佛珠还在转，速度一直没变。

辩论环节比预想中结束得早。

吴律师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领带。

“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承认在客观上对傅振国先生的用药方案进行了调整，但我们强调这一行为是在受到严重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。我方当事人没有主动杀人的故意，他本身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。”

轮到控方答辩时，检察官只说了几句话。

“被告人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实施加害行为，期间有大量机会选择停止或报警，但他没有。三千万的赃款他全额收取并用于个人消费，这不符合被胁迫者的行为模式。”

吴律师再次起身，围绕胁迫程度和主观故意进行辩护。控方随后补充了孙明哲在收款后的几笔消费记录，还出示了他与周永德之间的部分通话记录。

双方结束辩论后，审判长询问孙明哲是否还有话要说。

孙明哲坐在被告席上，过了几秒才抬起头。

他的声音很哑，后排的人要仔细听才能听清。

“我认罪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。”

说完，他又低下了头。

从进入法庭到最后陈述结束，孙明哲始终没有转头看旁听席。

下午五点二十分，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，案件择日宣判。

法官退庭后，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往外走。

傅砚辞没有马上起身。他在座